为什么有人觉得明末猛将如云，忠于朝廷而未像汉唐末年拥兵自重?

这里的明朝末年，指的应该是崇祯皇帝时代。的确，在崇祯执政时期，虽然天下已经糜烂不堪，关内关外乱做一团，可是似乎那些领兵大将们都在为国尽忠为主分忧，并没有像汉唐末年和唐朝中后期一样，拥兵自重据地称雄！

不过这种情况并不完全真实，从崇祯皇帝被李自成包围在京城时，向天下发出勤王号令时，竟然没有多少将领肯于奉诏入援，纷纷寻找借口和理由予以推脱，就能够得出明未将领并非完全忠于皇帝的结论，甚至就连很受崇祯皇帝信赖的吴三桂，也对崇祯皇帝的调兵令采取了消极应对的态度！否则就难以解释，为何当年袁崇焕可以率辽东铁骑昼夜兼程驰援京师，打退了皇太极八旗军的侵犯，而吴三桂却直到崇祯皇帝身死国破之时仍然没有赶到京城？

至于拥兵于长江上游的左良玉，以及其他几个将领，也对崇祯皇帝的命令阳奉阴违，皆以保存自己的实力为首选，信奉的是:有兵才有权，有权才有势，有势才有荣华富贵的实用主义哲学！这些事例似乎可以表明，在明末之际，崇祯皇帝的阵营内部，已经陷入了即将四分五裂的危机之中！

而那些将领之所以没有立即暴露出他们的野心，不是不想而是不能！为何不能？大致有以下三个原因。

一、在崇祯皇帝犹在大明京师尚存之际，各方势力仍然处于犬牙交错的搏奕之中，谁能获取最后的胜利，还是个变幻莫测的未知数！因此即便是这班将领有异心，也不会在这个局势一片混沌的时候，过于露骨的表现出来。

二、农民起义军频频发起攻势，将关内搅得天昏地暗。在这种局面下，除了江南少数地区没有受到侵扰外，其他地方早已经乱做一团，时刻都有被农民起义军攻占的危险！因此紧迫的局势，也没有给那些有野心的将领留下充裕的时间，用来发展并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。而没有一个巩固的势力范围，也就没有办法维系其割据自立的基础！

三、在崇祯末年北方的局势虽然己经难以收拾，但是江南大部地区相对比较安静。而且明朝在留都南京还保有一套领导班子，因此南方地区除四川被张献忠占据外，其他地方仍然是忠于明朝的！这点也能从南明弘光政权垮台后，其他南方反清力量，仍然坚持抵抗到最后中得以体现！

这样就形成了南方将领能反而不想反，北方部分将领想反却不能反的态势。于是便出现了尽管明朝党争严重，各个派系之间互相倾轧，但是在崇祯皇帝尚在之时，却几乎没有谁依仗着兵权在手，就像汉唐晚期时大搞割据自立！

综上所述:明未部分将领没有割据自立是受制于形势所迫，而不是因为什么“太监监军制度”所形成的“震慑力”，更不是因为他们对明朝多么忠诚！虽然明朝并不缺乏忠臣良将，但却也不乏有野心勃勃地投机客！然而能打而又忠诚的将领，几乎被崇祯皇帝葬送一空！余下的多是缺乏忠诚度的将领，结果当崇祯皇帝被迫自杀后，这些善于投机的将领们大多投靠了清朝，为清朝做了定鼎天下的急先锋！

唐和明两个朝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政策完全不同，唐朝经历安史之乱后，蕃镇割据自立一方，宦官专权随意废立皇帝，大唐已经名存实亡。而明朝后期虽然也有宦官专权，但是皇权已经到巅峰，中央集权在明朝已登峰造极。皇帝虽昏庸不理朝政，但是总能给叛乱者致命一击，从而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行。明朝实行五军都督府制度，兵部和五军都督府相互制约不会有唐末军阀割据出现。

明末九边重镇，及各地总兵，如吴三桂，毛文龙，郑芝龙之辈，对朝廷也是听宣不听调！給粮饷就是兵，不给就是匪，亦而养匪自重！

明末体系崩坏，不像国朝之初法度严谨，明初重文轻武，文官杀武将如屠狗，一个宣纸太监，加上一小旗侍卫，就可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。更不要提镇守太监这种一方大佬啦！而明末体系崩坏，文臣党争加上外患用兵，武将日显重要，这些丘八们也逐渐摆脱了文官的控制，开始了拥兵自重…